One-way street

《汉娜的手提箱》 凯伦·莱温（Karem Levine）著 林达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3.90元 （8折购于当当）

内容介绍见此：丁林《汉娜的手提箱》。

临睡前翻几页书，午睡（多么奢侈，呵呵）也不例外。昨晚随手抓起这本，却欲罢不能地一口气看完，以至于今天早上“起床失败”。

《汉娜的手提箱》是个怎样的故事，译者丁林珠玉在前，无需我多言。想特别说明一下，这是一本很好的童书。林达在《译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9至12岁的孩子”。这一点，译者多少有些惊讶（后面会讲到），我倒是蛮赞同的——当然，它同样值得成年人阅读。

首先是节奏好。不同时空的两条线索交叉并行。一是半个多世纪前小汉娜的故事，小镇女孩天真快乐的童年，一步步迫近的浩劫阴云，小哥哥乔治的友爱，画笔之下对自由的憧憬……另一条是今天（2000年），日本东京浩劫教育中心年轻的女馆长石岗史子，从一只来自奥斯威辛博物馆的手提箱（该馆出借的“与犹太儿童有关的展览品”）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箱子主人的历程（向石岗女士致敬，她的锲而不舍令人动容）。那个好看的犹太女孩遇到了什么？石岗小姐究竟能不能从一个拼错的名字出发，从遥远黑暗的历史角落唤回汉娜·布兰迪？原本略为有些平淡的故事，写得如此抓人，赞！

其次是语言。昨天看书没作记号，这会儿要捡出例句有点难；况且我想一两个例句说明不了问题——阅读时，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像在给围坐在身边的孩子们讲故事，词汇、句子，都是他们理解得了的；而且，无论是劫难将至的沉痛，还是寻找的热切，作者都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语调，尽量温和些、再温和些。译者对这一点感受最深：“在翻译过程中，感觉凯伦·莱温在写作时非常小心，尽可能避免过度的刺激。”

但这里，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也是“惊讶”的原因）：“我们最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觉得让孩爱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我们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希望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

我倒觉得林达有些多虑了。中国孩子对犹太浩劫知道的可能少些、迟些（我们可以将“9～12岁”下浮至“12～15岁”），但从这个故事大体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作者的处理方式，保证了小读者不至留下恐怖的印象。

我一向认为，儿童的世界并非剔透的水晶球。一方面，他们的本性中亦有“恶”的一面，或者说无意识地“作恶”（比方说说折磨小动物），得让他们知道那些基本价值：宽容、尊重和同情；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动荡不安，谁有办法捂起孩子的眼睛和耳朵，不让他们看到听到那些残忍的事情呢？孩子们往往在成年人意识到之前，已经开始吸收、开始思考了。“似乎太早”，恐怕是中国父母的通病——在性教育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下次聊《书包里的玫瑰》再谈。等觉得“是时候了”，怕是孩子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只觉得你在说教呢。

丁林在天涯BBS贴出《汉娜的手提箱》时，有网友回帖：“不知道东京有没有类似的组织，可以让日本孩子了解二次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人的迫害和屠杀……”（虽然回帖不多，但更偏激的言论还是有的，这里就不录了）作为中国人，我也很自然地想到这一点：为什么他们不用本国的资料呢？

在《译后记》中丁林善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尤其在日本，在回避、修改侵略史实的日本，在右翼力量强大的日本，这样做，无论对孩子，还是对这些民间机构的生存都是有好处的吧。

石岗史子在给编辑的信中，特意提到：

有没有、有多少孩子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心里已经播下了“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偏见和不宽容”这一原则的种子。

林达的《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另外，《汉娜的手提箱》原本是凯伦·莱温制作的文献性广播节目。“史子和汉娜的哥哥乔治，各自从自己的角度，讲述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女孩的故事。……他们的英语都带着家乡口音，叙述并不那么流畅。可是，史子在讲述自己寻找汉娜线索时的激动语气，以及乔治被回忆的悲恸所压迫，在词语间试图平息自己感情的喘息声，强烈地感染着听众。”

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有声书呢？给少年读者的。我似乎只见到给低幼读者的晚安故事、唐诗朗诵什么的，发音刻意得很，假装天真。不喜欢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