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陈侗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法国的生活与艺术》 陈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 22.00元
这本书是前年出差北京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买的。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最为人称道的是气氛特别好,放着轻柔的音乐,从一层到地下一层的台阶上永远坐满了埋头看书的‘读者’”。书店宽容地对待“读者”,当然颇有雅量;但我非常小人地考虑起破损率的问题来——就我知道的,不少人翻起书来习惯坏得很。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大型书店。它们种类齐备、气势汹汹,让人犯晕。比较而言,上海书城规划得比较好,我尤其喜欢各层根据图书种类不同,采用不同的色彩和书架设计,但一楼照样乱哄哄~
在异地逛书店的麻烦在于,你得时时提醒自己:现在渠道这么畅通,绝大多数新书在本地或者网上书店都买得到,犯不上大老远扛回去(当然,这得冒后悔的风险,依然就是个例子)。留意畅销品种较少的出版社是不错的主意,北京是图书集散地呵。记得那次除了《自己的世界》,我还买了本《皮特教你画漫画》(吉林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颇派用场。
这本124码的小书,我翻了翻就顺手搁下,直到不久前才真正看完。这或许是因为陈侗推崇罗伯·格里耶,文句也亦步亦趋地闪烁、迂回,读来简直像本译著。在这本书里,他写兰东和午夜出版社,写在法国的中国艺术家,写在巴黎逛书店、看中国电影,几乎神经质地坚持“自己的世界”,刻意地疏离着游客的、更普遍意义上的巴黎。《自己的世界》的封面选用了一张巴黎运河的照片,陈侗说:“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巴黎哪一处的风景,我将回答说:运河。我喜欢它那水面高于地面的感觉,也喜欢那种其高度类似中国水乡石拱桥的铁桥。然而,我还应当说,我从未在运河边散步,每一次都只是坐车经过。”这大体是他要的姿态。
嗯,这个人大概已经习惯这样这样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比方在被问到自己的第一本书《速写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节选①、②),“通读下来,会发现你主要是向别人展示了一种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的例子很生僻,像在捉迷藏”,陈侗的回答相当典型,甚至,搞笑:
我所知闻的陈侗,首先是博尔赫斯书店的经营者。这家开始于1994年的书店,之所以“博尔赫斯”命名,除了陈侗认同这位作家所代表的怀疑精神和不合作精神,也是“为了把多余的路堵住,不让一项系统工程被商业上的各种可能性歪曲。”我不大相信他一开始就有这种预见性,但我很能明白他现在的看法并非矫情——博尔赫斯书店“耗费了我的金钱和时间,赋予我一种我本人并不是很想要的媒体形象”,但是“我没有勇气将博尔赫斯书店关闭,我们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将它重开,似乎仅仅是为了让理想不要中断”。
于是,这家书店几度迁址,越来越小,如今寄居YES-NO咖啡馆二楼,不过15平方米(陈侗写的“指南”,颇可一读)。对博尔赫斯来说,这也许是最合适的存在方式。
我没有去过那里,只从照片上饶有兴味地发现博尔赫斯的图书分类方式似乎借鉴了法国书店,即“所有的图书在架上均按作者姓氏字母由A向Z排列”(当然特别标注了某些作者)——是这样的吗?请教去过的朋友。
以下摘自“书的博物馆”,这是《自己的世界》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节。
尽管法国的出版业在全世界只排到第四位,落后于德国,但是,以书籍的品种和品质来论,巴黎的大小书店加在一起,仍可以形容为一座可与卢浮宫媲美的博物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个印象很大程度上是从书店图书分类的清晰获得的,分类越清晰,越能感觉出其中的丰富性。以文学为例,几乎所有的书店都是按照如下的分类来标明区域:1.法国文学(现当代作家作品);2.诗歌;3.戏剧;4.盎格鲁-撒克逊文学;5.日耳曼文学;6.意大利语文学;7.西班牙语文学;8.俄语文学……9.日本文学;10.中国文学;11.文学批评;12.随笔;13.侦探小说;14.袖珍本;15.古典作家;16.作家研究;17.文学史等。在大型和中型书店里,“法国文学”、“侦探小说”和“袖珍本”占的区域最多。从出版的情况来看,其实“法国文学”和“袖珍本”在内容上有很多是重复的,出于一般阅读目的的读者通常会选择袖珍本,即我们见到遗留在机舱座位和酒店房间的那种窄窄的、用新闻纸印刷的小书。当然,我相信,分类上的清晰也一定出现在出版业发达而又尊重文化的其它国家。
对比中国的书店,我们就知道分类并非只是书店经营上的一种习惯,它其实还反映出一种文化态度。例如:中国的书店虽有划出“中国文学”的区域,但从未按照拼音或笔划排列作者姓氏;中国虽不流行“侦探小说”,但“武侠小说”盛行,只是还未能达到可以形成一个特定区域的强势,真正的武陜小说作者数不出几个;中国尽管也有袖珍本图书(例如译林出版社就做出了尝试),但书店在分类上从未给予另外对待。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概念里,“袖珍书”是不存在的,而“精装书”一定是带硬壳的。没有“袖珍书”也就没有地铁阅读和旅行阅读的习惯,这大概可以叫做“意识决定存在”。(《书的博物馆》)
陈侗的另一个身份是出版人——当然,在他看来,自己“首先是出版人,其次是作者(不是作家),最后才是书店老板”。“1991年,离开编辑岗位5年后,我发现自己依然留恋书籍和出版,同时又对当代文化感兴趣”,于是他开始策划“实验艺术丛书”(正式出版从1992年、1993年开始);1997年,在与鲁毅组建工作室后,他们策划出版了“午夜文丛”(湖南文艺出版社)、“艺术与文化译丛”(湖北美术出版社),其中多数是午夜出版社的版本,封面也统一为“午夜”标志性的“白皮书”样式。用罗伯-格里耶的话来说,陈侗的策划出版“与午夜出版社、与它的生存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参看“午夜文丛”网站)
像陈侗这样,“越做越专业,并已形成品牌但又的确游离于出版机制之外的独立策划人”,在出版界可谓绝无仅有。他的工作极大推动了对法国当代“新小说”的推介(参看《法国新小说与午夜出版社》,右图为午夜出版社标志),虽然很难评估“新小说”在中国的影响,但陈侗的努力,无疑给出了出版上的可能性。而在此过程中,工作室更像一个作坊,承担了除主要投资外几乎全部的工作。其中的眼光、勇气、坚持令人敬佩!
每一本书都有它背后的故事。例如《论摄影》,它的中文版权很早就卖给了台湾,并且卖了两次(其中一次过期作废),但是英美模式的版权代理(即著作权人将版权委托经纪人代理)使得它去向不明,所有接触过作者及其代理人的人都说自己拥有中文版的代理权,但是又都出具不了在法律上能够生效的合同。当费尽周折终于得到作者经纪人的书面同意时,突然,台湾的版权生效了:出版商赶在版权有效期的最后时刻出版了《论摄影》,于是一切又都得重来。算起来,《论摄影》的版权洽谈前前后后耗去了三年时间,要不是我们本着一种信念提早翻译好这本书,恐怕到现在它也出版不了。当然,这样做是非常冒险的,如果最终拿不到版权,那么作为策划者的我就得以个人的名义向翻译支付稿费,并且还得防止译稿的外流,那就真成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实验艺术丛书十年》)
在中国,我们出版他们的书有着一些人们想像不到的困难(例如出版社对市场的担忧),因此我们只有把这些书当成自己的作品来对待才可能最终克服一切困难。(《陈侗:我期望远离人群地工作》)
2001年4月9日,午夜出版社社长热罗姆·兰东去世(见陈侗《一个斗士离我们而去》)。法国《解放报》以悼念兰东为主题的专版,标题为“一个书人”。对于一个出版者,这大概是最大的肯定与赞美。虽然无法相提并论,但我想陈侗无愧于自己对兰东的热爱。
其他资料:午夜出版社网站、陈侗访谈《我是一架停在空中的飞机》、陈侗的家《极少主义风格的简单居室》、鲁毅访谈《鲁毅·阳江·世界书店》
评论 (2)
对不起,我对牛皮红红的人真是不敢兴趣
由 D | 2004年09月22日 傍晚08时58分
发表于 2004年09月22日 20:58
咦,你又能看到我的博了?
对陈侗感兴趣,有我自己的理由啦,倒不是因为他的“牛皮红红”,在“补白”里恰好解释了,不过也无谓啦~
由 Kidy | 2004年09月22日 晚上11时26分
发表于 2004年09月22日 23:26